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,清华大学教授彭林走上了讲台。开课伊始,彭林老师就给学生们提出了一个要求——熟练地背诵“四书”。“太难了吧?”“怎么可能?”讲台下哗然一片。彭林老师并未多讲,而是把他的客人——那些六七岁的娃娃和十几岁的少年请上了讲台。

孩子们流利地背诵着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还有一名不到十岁的小女孩可以全文背诵六经中最难的《尚书》。就这样,同学们的抱怨和质疑化作了佩服和信心。也就这样“四书”这久违了中国课堂的经典,又重新回到了同学们的视野。接下来是老师耐心地讲解,学生专心地聆听。

　　对于现代人来说，《四书五经》即便读起来，也会有诘屈聱牙的感觉。而“六七岁的娃娃，十几岁的少年”，居然能够“流利”地背诵，着实令人五味杂陈。说了不起吧？又有些苦涩。说苦涩吧？又有些感动。说感动吧？又有些沉重。笔者只能说，大学教授的“目的”肯定达到了——小“客人”们一现身说法，清华学子顿变“哗然”为“专心”。要的不就是这个“效果”吗？世上再没有比这个更具说服力的“教材”了！

　　《四书》作为必修课，走进清华大学校堂，一点都不必奇怪。熟练背诵《四书》，作为人文学院的高材生，这样的“苛求”也算不了什么。毕竟，清华大学是超一流的高等学府，人文学院的学子也负有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。但把厚重的传统文化过早地压在孩子们稚嫩的臂膊上，着实有些不能承受。对于孩子们来说，《四书》即使能倒背如流，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？更何况其中“三纲五常”、“君君臣臣”等糟粕又让他们如何去辨别呢？

　　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巴金就写道：“我是受过"填鸭式"教育的，我脑子里给填满了所谓孔孟之道……人们从来不教我开动脑筋思考，到了我自己"开窍"的时候，我首先就丢开那些背得烂熟的封建糟粕或者封建精华。……那些填进去的东西总不会在我的脑子里起作用，因为我是人，不是鸭子。”巴金这位童年读经的亲历者的这种经验，发人深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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